想了好久，要不要寫這篇痛陳中國富豪問題的批評與勸諫之文。
先說三遍，富豪不等于企業家！
再說三遍，中國今天的富豪遠遠多于企業家！
中國富豪的財富真多。10月15日胡潤在陸家嘴發布2015百富榜，邀我“站臺”，從學術角度做些分析。今年中國有1877個富豪的財富超過20億元，總財富13.6萬億元，超過印度或俄羅斯整個國家的GDP。對比美國，中國大陸超十億美金的富豪有596個，第一次超越美國，中國成為全世界制造富豪最多的國家。拜股市上漲和IPO之所賜，大陸的百億級富豪從去年的176個增加到今年的333個，增速令人咋舌。
胡潤給了我很多資料，他發榜的第二天，秦朔朋友圈上線。我開始連軸轉，無暇寫文章，我也擔心，寫富豪的問題肯定會“傷人”，也很容易被反對民營化、打壓民企的聲音所利用。12月6日早晨在深圳南山的一個酒店醒來，思考如踏浪而來，澎湃不息。我想，該寫了，不寫不行了。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不是中道，直言是為了中國富豪明天更好。
我寫的中國富豪十大錯，全部有事實為依據，排序不分大小，歡迎對號入座或者引以為戒。
第一錯：沒有社會成本意識（social cost），對環境極不負責
富豪向來覺得自己NB，賺錢都是自己能耐。見過不少房地產富豪，拿江景、海景、湖做文章，景、山景這些偉大的自然可是蓋的房子鬼頭鬼腦呆頭呆腦，嚴重影響城市景觀。當一個“作品”形成的是公共視線污染，它就是在制造“負外部性”。以為只是你自己的事？當你把污染排到江河湖海，消耗（cost）的是我們的今天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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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毅投資的一個原料藥企業，在內蒙古離黃河只有十幾里的地方，把污水直接排進“污水池”，就是在沙漠挖個大坑直排，等著自然蒸發或沉淀。黎民飽受其苦。《第一財經日報》曝光后，這個原料藥企業找我溝通，說主要是“政府承諾蓋污水處理廠，給我們幾個企業共用，但政府蓋不起來，而我們已經上了設備要投產，所以是政府許可我們臨時處理”。弘毅算是很不錯的投資公司了，“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嘛，對這種事也處之泰然，視之漠然，只要不曝光就萬事大吉，遑論其他？
我的一個老鄉曾任《光明日報》總編室主任，曾在浙江湖州掛職，有一次很心痛地對我說：“我老家濮陽那邊要引進浙江民企投資，我牽線，也是產業轉移。這邊的老板說污染的費用要那邊出，那邊又出不了，最后這邊說，我就往地下注吧。直接鉆孔，向地下300米排污。”
我在2009年寫的文章里說，“在各地都以GDP為綱和地方政府的競爭性體制下，對數量型增長指標的關心遠遠超過對結構問題、社會成本的關注。2007年，中國的GDP占世界的6%，但中國消耗的煤炭占世界的48%，石油占9%，鋼材占34%，電解鋁占32%，水泥占54%。中國進口的鐵礦石達3.83億噸，占全球海運總量的一半，中國的鋼產量已經是世界第二到第十位的總和。目前，全國每年的廢水排放超過環境容量80%以上，二氧化硫排放超過環境容量60%以上，2007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國，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計算也是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1.7倍。”這些數據有些舊，但所反映的基本情況和趨勢并沒有逆轉，所以別老覺得自己NB，看看你消耗了多少資源才創造出了這些帶血的GDP、致病的GDP、高消耗高污染低價值難循環的GDP？！
第二錯：沒有對中小投資者負責的意識，魚肉投資者
富豪財富的計算是市值法（利潤乘以市盈率，如未上市，就模擬已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市值定財富，所以市值管理和資本運作很重要。
“種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經商，經商不如貸款，貸款不如不還，不還不如不管”，這是牟其中20年前對我說的話，意思是一產不如二產，二產不如三產，三產不如辦銀行，辦銀行不如去上市，去上市不如搞投行。
中國富豪這方面的悟性都是超強的，可惜他們的資本運作，往往都是把泡沫當故事講，把故事當真事講。在充滿尋租干預的奇葩市場上，偏偏又能暢通一時。苦的就是中小投資者。郎咸平就是看準這一點，站在中小投資者一方，所以當年第一財經的“財經郎閑評”節目紅火一時。
我有一個金融EMBA同學，是一家證券公司投行部門的總經理，這幾年為30個民營老板做了IPO、定增、發債等等。他說很多老板都邀他加入公司，給的條件極其優厚，他也動過心，但最后還是決定不去。
“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平常看到他們動不動就發脾氣，呵斥員工包括高管，我現在是客，客客氣氣，去當兵就不是這么回事了。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資本運作太不按規矩，昨天我幫他弄一個TMT概念增發，弄進來不少錢，轉頭他就投了房地產；房地產要爛了，又要我做方案回購進上市公司。我去那里直接操盤，不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嗎？”
今年6月3日我寫了《給牛市潑點水利大于弊》的文章，文中用了九鼎投資一位合伙人5月中旬一次公開演講中說的話。當前最主要的賺錢模式不是做買方而是做賣方，用泡沫做賣方有兩個主要方式：一是上市公司或者新三板掛牌公司“現在最佳的方式是要拼命融資，說得不好聽就是圈錢，通過高價賣股票融資后把企業做實。上市公司目前不融資，他的董事長可以說就不合格”。第二，“就是那些沒有上市、沒有掛牌的企業要快速證券化，原來融資只能10倍市盈率，泡沫時代可以賣到30倍、50倍甚至100倍市盈率。”
在第一財經11年，見的資本游戲太多。中小投資者如果不小心，難逃“人為刀殂我為魚肉”的命運。把自己的財富建立在魚肉中小投資者、用他們分散的傷痛所鑄就的財富大廈上，你就那么心安理得，以為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第三錯：沒有專心致志做產品、踏踏實實走長路的意識，喜歡的是賺錢越多越好，甚至不惜投機取巧去賺錢
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企業善于應變不是錯。但是中國富豪的一個特征是不喜歡“立常志”，而喜歡“常立志”，在把握賺錢機會上嗅覺一流，在堅持初心上放任自流。所以多元化成為他們的企業戰略偏好，隔三岔五改變主業也不稀奇。這導致中國的好產品少，能通達世界贏得尊重的好產品特別少，因為好產品是磨出來的，嘔心瀝血熬出來的。“好”，是時間的藝術。
前段在香港，一個廣州的商業地產商對我說：“我們也偷過紅線，改過容積率，在空地蓋停車場再改成商業，但最近碰到一個北方開發商，才真算開了眼界。這哥們相信‘捂地才無敵’，死活不開發，等著土地升值。這樣下去政府要收回土地的，而且最近幾年越管越嚴。他就靈機一動，找了幾個朋友謀劃，用公司名義向他們借錢，故意違約不還，這幾個朋友到法院申請凍結他的公司財產，土地就給凍結了。一個官司打了N年，地捂住了。”
中國的富豪真聰明，可是如果把聰明都用在這些地方，蠅營狗茍偷雞摸狗，怎么可能有中國好制造？！
我沒有和劉強東交流過，但在看《創京東》這本書時，我對他的幾段話非常贊同。他說：
“到國外看了這么多企業，你會真正理解每個企業的追求可能不一樣。歐洲的企業，讓人驚奇的都是幾百年傳承，家族做了8代、10代，英國有家很著名的面包店已經是第12代了，還是每天烤幾百箱面包出來。賣完了，就算還有很多人排隊，也對不起，我不賣了。人家每年還帶家人出去度假幾個月。以它的知名度，銷量、規模完全可以翻10倍以上，烤更多面包，賺更多錢。我去紐約，有家很有名的日本料理餐廳，有幾個月也歇著。不是不要賺錢，而是要休息。
“而中國人都愿意抓住每個賺錢的機會，如果說今天我能賺10個面包錢，絕對不會只賣9個，賣9個他睡不著覺，他就會想，今天本來可以賣10個，為什么今天只做了9個呢？他明天就會做11個面包。
“中國現在主流的成功還是以賺更多錢作為一個重要標準。在中國，只要你公司賺錢了，足夠有錢，即使過去被無數人看不起、不屑的人，也變成一個英雄。比如有的人弄各種假的保健品，狂打電視廣告，賺了幾百億之后，現在大家一提他，每個人覺得他就是教父、成功企業家，只要有錢，你就是成功。”
“我更希望有一天中國的企業家做企業還是以追求幸福為目的，但追求幸福不能建立在懶惰的基礎上，而要建立在創新、努力的基礎上。我覺得美國樹立了比較好的體系，既能激勵你，又不會讓你太懶惰，從而讓每個人過得有尊嚴和幸福。”
劉強東“擠兌”的這個中國富豪是史玉柱，明眼人都看得出。不過坦率講，我覺得史玉柱算好的，第一講誠信，蓋巨人大廈集資借的錢，全部還清，重新站起來；第二，我問過他，腦白金里的主要成分是褪黑素，確實有助于老年人睡眠。不是瞎編故事；他從民生銀行貸巨款炒股賺錢，只要手續合規、準時還錢，吳小輝（注：吳小輝是安邦保險集團董事長，安邦是民生銀行股東）都說他不急，我們急什么呢？史玉柱今天的定位不是企業家，就讓他好好賺錢做富豪吧。
但是，劉強東式的感受，我也有。看到90年代的知識英雄變成今天的資本豪強和電視屏幕上的成功教父，我心里也是六味翻陳不舒服。
第四錯：沒有“官商之間淡如水”的邊界意識，習慣于“不找市場找市長”，扭曲資源配置，導致不公平競爭
這些年參加過多次政治學習，去年是“群眾性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今年是“三嚴三實”，每次學習都有一個環節，通過視頻看落馬官員的“懺悔錄”。我發現幾乎所有帶著鐐銬的官員都后悔“交友不慎”、“錯交了幾個老板朋友”。
盡最大努力消除官商勾結、尋租牟利，這是中國建設現代、文明、法治化的市場經濟，避免“拉美化陷阱”“菲律賓式腐敗”必過的大關，其中限制官員濫用權力的制度建設是根本。但是，也不能不說，正是一些富豪的行為加劇了官商勾結、尋租牟利的程度，使得我們的營商環境，在一段時間里不僅不公平而且加速劣質化。從上世紀末“不怕領導講原則，就怕領導沒愛好”的走私大王賴昌星，到去年8月出逃的郭文貴，通過“搞掂”乃至“要挾”官員以實現特殊利益安排，曾是一些富豪的常規打法。用各種方式為官員及其親屬“埋單”、當官員的“白手套”，一邊提供私人飛機和色情對象，一邊用隱秘設備偷偷攝錄，在富豪中也不鮮見。至于像劉漢那樣通過與權力結盟，以司法手段置商界對頭于死地的案例，其所踐踏的不僅是商道，還有社會的基本正義。
我聽胡潤說，過去大家怕上富豪榜，現在基本很接受了，有的人還希望上。看看吧，郭文貴2014年在胡潤百富榜上以155億元的個人資產，從2013年的第323名飆升至第74位，但這年他就東窗事發。胡潤你要不要編個“出逃榜”？
由于官商勾結，從項目到產品，很多招標都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統統潛規則。我經常覺得“背反”：中國富豪一邊呼喚市場化少干預，一邊習慣性地“不找市場找市長”，他們和各種領導的合影以及領導本人的書法，都放在辦公室醒目位置。
倒下一批腐敗官員不可怕，可怕的是因為官員的干預，使得普惠政策變成特惠政策，公平競爭原則蕩然無存；原來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通過多元化的補貼一直茍活，但總有一天，當補貼型企業的產能紛紛釋放，就是大過剩，今天中國經濟的困難之一就在這里。
習大大說，“‘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賓，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在新常態下，富豪和政府官員之間，應該是各守本位、保持距離的關系（arms-length relationship），是從合謀型、尋租型、補貼性的官員依賴到“有界限、有規則、知分寸”的政經互動的關系。拜托富豪們少打一些官員個人的算盤，讓他們太平一點吧，你供認個幾萬塊沒事，他們要坐幾年，還是積點德吧！
第五錯：沒有健康的納稅意識，還口口聲聲承擔社會責任，喪失了社會與企業間的基本契約精神
企業和社會之間沒有高下之分，而是分工不同。企業是商業組織、盈利組織，企業繳稅后政府才能將稅收用于民生支出，比如教育醫療。企業納稅天經地義，甚至可以說，納稅是每個企業的天職。這是一種社會與企業間“默示的契約關系”。
資本主義精神的完美代表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說，“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兩件事是逃不掉的，那就是稅收和死亡。”在美國，林肯于1862年建立的IRS（聯邦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被稱為“最能讓人聞風喪膽的部門”。
而我碰到的不少億萬富翁，談到稅收，最常見的態度是，“中國的稅負太高了，雄踞世界前列”（依據是福布斯全球稅收痛苦和改革指數），“必須減稅，企業才能活下去”，“稅務局還要我們提前繳稅，太離譜了”，等等。
而有一次我問一位百億級身家的富豪一年交多少個人所得稅，他笑笑：“那倒不多，我月薪1萬元，交不了多少。”我說我們報社一半以上的人都交的比你多啊。還有一個房地產富豪，建了好幾個珍寶館，犀牛、象牙、字畫、藝術品等大量添置，全由公司購買以沖抵成本，這些寶物在他辦公室放一兩天證明是企業資產，然后就掛回家了。這種以富豪私人消費沖抵企業成本、達到節稅目的花樣，足可以編一本書。
我無意指責富豪的避稅節稅行為，畢竟稅負是決定投資意愿的重要因素，而投資是全球競爭的結果。我也認為，中國企業的綜合賦稅水平特別是“五險一金”標準過高。財政部老部長項懷誠有一次看《第一財經日報》的報道，專門寫信給我，說，“中國的稅制應當是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重懲罰。貴報漏了‘低稅率’三個字。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原則，是我的理念。我本人一直倡導低稅率，反對過高的稅負。”但是，當你想到，中國在資本利得方面，既無遺產稅，極少房產稅，二級市場炒股收益也免稅，富豪還可以通過種種方式“消費成本化”，動不動就能從政府那里得到“非經常性損益”，而他們的個人所得稅標準竟然比我們一般白領還低，不是太吊詭了嗎？他們還好意思說承擔社會責任？
其實，中國富豪企業的實際稅負水平并沒有他們經常渲染的那么高。全國工商聯編制的“2015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數據顯示，2014年民營企業500強納稅總額占全國稅收的比重為4.81%（第一是了不起的華為的了不起的337億元），比我想象的要少不少。中國富豪說美國什么什么好的很多，但說美國稅制好的很少，有的富豪想移民，一了解美國的“全球繳稅體系”，就望而生畏了。
我尊敬的企業家，是印度軟件企業Infosys創始人之一穆爾蒂(Narayana Murthy)這樣的人。他1981年與另外6名年輕軟件工程師變賣了包括妻子首飾在內的細軟，集資1萬盧比(相當于1000美元)白手創業。“這個公司未來要變成什么？營收最高？最賺錢？還是市值最高？”他決定，“我們要變成最受人尊敬的公司”，其標志是要有最好的公司治理，“與這塊土地共同成長，最后跟整個社會取得和諧共處”。他認為公司治理與錢無關，“即使我們沒有錢，剛創業時就遵守公司治理原則”。
當年印度從國外進口軟件要交納150%的稅，很多印度軟件公司故意把軟件包拆成軟件光盤及操作手冊，因為操作手冊不用繳稅，他們還把手冊定價在整個軟件包售價的90%，這樣就只要繳交本來150%進口關稅的10%。而穆爾蒂決定，還是賣整套的軟件包，因為要遵守公司治理。穆爾蒂在公司電話賬單中的每一筆私人電話費都切割出來自付，他開普通的三菱Lancer，端盤子和員工一起在食堂吃飯，卻把個人財富中的60%放進Infosys基金，因為他的信條是“金錢的真正力量在于施予”。他夢想印度實行“有人情味的資本主義”，不僅有“資本主義的腦”還要有“社會主義的心”。
因為印度經濟還遠遠不如中國，所以不少中國富豪談到印度都會笑。但在我心目中，一個穆爾蒂的言行足以將整個印度企業家的形象帶上一個境界，而中國，隔一段就發生一次匪夷所思的產品事故、安全事故、坑蒙拐騙、金融詐騙，中國富豪的形象能有多好？
第六錯：沒有包容性發展意識，處理不好和利益相關者的關系
中國的很多富豪出身草根，一路在夾縫中忍辱負重，拼力掙扎，可以說是自強不息。但或許是傷痕累累的歷程扭曲了心智，在厚德載物方面的修為相對欠缺。我的一個體會是，他們一旦出頭，“媳婦熬成婆”，氣就粗了，話就大了，有些不一定真懂的地方也敢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比如，動不動就嘲笑國有企業沒有企業家。真心說，我也認為傳統國企模式沒有未來，但再說三遍，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一種精神特征，不是身份特征和身家特征。不要再說國企沒有企業家。充分競爭的國企、能夠自主決策自擔風險的國企、不斷創新提升效率的國企，必定涌動企業家精神，否則我們不會有蜚聲世界的高鐵、核電、國家電網、中國建筑、航天科技，不會有華潤、中糧、招商局、青啤這樣非常國際化的集團，不會有寶鋼、中集這樣高效的企業。也不要簡單地說，國企領導都是“A4干部”，所以不可能有長遠打算。從中國汽車工業的奠基人饒斌、石油工業的奠基人康世恩開始，國有企業的領導人實際上是性價比超高的“事業家”，沒有什么物質激勵仍然創新進取。我交流的國企領導不多，但從上世紀90年代的孫文杰到今天的寧高寧，每有所聽，都收獲滿滿，并不亞于最出名的那些民企富豪。
富豪更喜歡嘲笑職業經理人（特別是外企的），說職業經理人“只會跳槽不會跳樓”（你又不把股權分給他，他憑什么跳樓），只會做PPT、對過程負責、對結果不負責。今年參加“亞布力年會”時郁亮也說過一次，說很多大企業家對職業經理人都有點不屑一顧，覺得職業經理人缺乏承擔，缺乏責任的擔當，基本上是包贏不包輸，輸了跟我沒關系，最多我拍屁股走人就是了。
毫無疑問，所謂Founder Manager是企業家精神最旺盛的，但只有一代，個人終有一死，公司方可長存，而且如果公司創始人固執己見，也會把企業搞糟（比如王安）。“血緣資本主義”能解決產權激勵問題，但二代、三代能夠連續成功經營的案例并不多。從長周期來看，整個商業世界的驅動，更多是依靠大量的職業經理人的奮斗。從通用汽車的斯隆到通用電氣的韋爾奇，從英特爾的格魯夫到IBM的郭士納，多少職業經理人身上洋溢著偉大的企業家精神！
1909年，泰羅在《科學管理原則》中證明，“合理的、以事實為依據的管理能夠提高生產力”。德魯克指出，由于泰羅的出現，我們的生產效率以每年3%到4%的復利增長，這是現代世界繁榮的基礎。1977年，錢德勒出版《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認為“現代工商企業在協調經濟活動和分配資源方面已取代了亞當·斯密的所謂市場力量的無形的手。……現代工商企業已成為美國經濟中最強大的機構，經理人員則已成為最有影響力的經濟決策者集團。”
在“賦能分享”(empowerment)已經成為新經濟條件下最重要的組織原則的背景下，還有那么多富豪不信任職業經理人，奚落職業經理人，這種企業要能做好，太陽真可以申請從西邊升起了。
甚至，這些問題都不用“掉書袋”來證明。在媒體行業，在我25年的職業生涯中，我見過太多充滿企業家精神的職業經理人了，比如我以前的領導黎瑞剛。中國有很多行業至少目前還不能民營化，但已經市場化，而只要按照市場規律辦事，這些行業就能開出燦爛的創造力之花。
富豪在厚德載物方面的欠缺，也使得我們從整個生態和產業鏈的角度，看到了太多“渠道霸權”、“超期限占款”、“壓榨供應商”、“以大欺下”和嚴重“三角債”。我剛在深圳參加一個管理學論壇，碰到奮達科技（002681.SZ）的董事長肖奮，他們是做無線音頻的，很創新，供給國內智能手機廠商。他對我說，“他們都說搞生態，其實是搞帝國，要我的核心技術，我不給，轉頭就找另外的供應商壓我，幸好我堅持自主，否則也被吞噬了。”
滾滾長江東逝水，富豪再富也是階段性的。要生生不息，就要有包容性意識，真正構建共存共榮而不是一家通吃的大生態。否則，現在再牛，也撐不久的。
第七錯：沒有謙卑意識，當“企業皇帝”
我在做博士論文時，高度肯定中國企業家的驅動力之旺盛。中國富豪大都有強烈的事業心和雄心壯志（enterprising or ambitious drive），有內在的強烈欲望（an inner urge/a strong impulse），這是企業發展的驅動力、原動力。我還和當時羅蘭貝格咨詢公司大中華區的CEO常博逸仔細交流了一次，他提出了一個概念，所有的中國優秀企業都有一個“王”（king），但“王”不是“皇帝”（emperor），king是精神性的領袖，emperor是至高無上的層級，是不一樣的。
從任正非、柳傳志、張瑞敏到馬云、劉強東、雷軍，他們都是企業的精神之王，這是最重要的。同時，他們在職務上也是企業最高的或曾經最高的，但職位并不是最重要的。任正非在華為叫總裁，其實是個虛名，他也不管具體業務，但實際影響力擺在那里。
但中國有一部分富豪正在異化，他們不滿足當精神領袖，要當emperor，要萬人迷萬人從。我去過一些他們的企業，參加過一些他們的會議，往往有一種恍若隔世的感覺。比如，企業內部報紙都是“主席如何如何”，“教授如何如何”，“博士如何如何”，4開報紙頭條的字號趕得上對開報紙《人民日報》頭條的字號。我有幾位上海的熟人跳槽到某巨型民企集團，總部在北京，有的說最不能適應的就是年底工作大會，在威武雄壯的歌聲中齊齊站立等待董事長出現，每個人都分外嚴肅，哪怕內心想笑，最多也是臉上抽搐幾下。凡領導指示都是對的，理解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還有一位則自我疑問，拿著這么高的薪水，就是幫著弄弄媒體關系，好像也沒有創造很大價值。于是又辭職了。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以創造能力代替復制能力的新經濟。過去那種鋼筋水泥時代造就的強人富豪，唯我獨尊、別人就是好好執行的富豪，很快就會落伍。不讓年輕人說話，不讓周邊的利益相關者說話，聽不到消費者的真實聲音，這種企業一旦沒有成本優勢，就會迅速退潮。
即使是從政治上看，在企業內部強化emperor的氣氛、流程、儀式，也是非常愚蠢的。你真的以為企業就是封閉的、你個人的？
我喜歡king這個詞，因為everyone is a king，人人為王。富豪要努力做知識王，做學習型組織的倡導者，賦予員工更多的探索權，讓他們在探索中真正找到自己。富豪要成為企業價值和文化的引領者，因為一切都會枯竭，而文化生生不息。
第八錯：沒有“誠信高于金錢利益”的底線意識，用“蒼狼式”和“厚黑學”的打法污染商業空氣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企業賺錢，只要取之有道，天經地義。這個“道”，在我看來，就是誠信二字。誠信是商業活動的倫理底線。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企業如果無信，向利益相關者隱瞞重要信息，或指鹿為馬散播失真信息，嚴格一點說，就是欺騙。
中國富豪對誠信的理解水準如何？最新的案例是亞冠決賽中，廣州恒大不顧贊助商東風日產的意愿，違約更換胸前廣告。這叫不叫失信？本是一個小學生都會回答的問題，但我們的成人世界竟然沒有結論。
新華社北京11月23日的體育專電，記者王鏡宇的文章，題為《恒大失信 冠軍褪色》，指出恒大的行為讓人看到了他們“重利輕義”的一面。人們參與、欣賞足球和體育的重要意義之一，就是對規則意識的培養和尊重。而廣州恒大對于贊助商的出爾反爾、一意孤行，恰恰是對規則的嚴重破壞。文章最后說，“對于成功的渴望和期盼以及對商業利益的追逐不能演變成對誠信、規則甚至法律的無視和背叛。在全面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體育產業和體育市場的繁榮離不開商業誠信和契約精神，這次廣州恒大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令人難忘的反面教材。”
而新華社廣州11月23日的另一條體育專電，記者王浩明的文章，又說“針對東風日產乘用車公司和東風日產汽車銷售有限公司發表的聲明，恒大表示，一直在積極協商解決此事，本來也會發公開聲明，但最終還是保持了極度克制，不參與到可能的炒作中”，恒大儼然又是顧全大局的形象。
我們不知道新華社這兩位王記者的報道，哪個代表新華社的意見？從我的經驗看，發自北京的評論意見更代表新華社。
開放的互聯網眾聲喧囂，企業“網宣”亂花迷人，或自詡或“黑”人，天天都在有滋有味地上演活劇，仿佛吹牛和“黑”友商也是競爭力。孔子說“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而現實中我們卻經常看到“反是”的圖景。我在一個微信群里就看到這樣痛定思痛的話，“天天說假話的公司產品，我是不會買的。大家都知道那是謊言，他還不承認自己說謊，他的產品會有真的嗎？ 這年頭不說假話的企業家，請列舉一二。”“在信息爆炸的年代，謊言是瞞不過的，任正非就說華為拍照和蘋果比差兩年左右，你再看看別的手機廠商，恨不得說蘋果抄襲他們的。”
當吹牛和嘴上跑火車成為企業傳播的常規武器，剛剛創業不久的90后也開始有樣學樣，融資額可以夸大，用戶數可以造假，余佳文“拿1個億給員工分紅”的謊言金句的出現，實在不足為奇。謝謝周鴻祎教育了他。佳文同學，你知道嗎？未來當真的拿出1個億給員工分了紅，你才能彌補掉你今天失去的東西。
互聯網贏家通吃的文化，使得互聯網公司間的戰斗、包括公關戰不斷白熱化。我和中國主要互聯網公司的創始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私交，也會在微信中私聊，我發現他們對此也非常無奈。因為誰更狠、更勇敢、打擊對手更精準、自我表揚更有創意，換言之就是臉皮越厚、黑功夫越厲害，用戶往往就會倒向誰，至少短期效果很明顯。我不知道該怎么評價這一現象，但從價值偏好上，我想直接說出來，我厭惡！
我喜歡明基李焜耀的觀點。差不多十年前，他在那篇著名的《蒼狼終將消失 最后生存下來的只有人類》的反思文章中說，臺灣現在的產業主流價值已被嚴重扭曲，看到都是成功以后的故事，進而去贊揚、甚至效法這些蒼狼式、游牧式的經營模式。但大家不知道、或是刻意忽略的是，在這些成功故事背后，可能用了多少的社會資源，與不盡合理、不一定合法、不見得合情的手段。如果這樣的成功被大肆稱道，而沒有揭示背后的完整面貌，并探討這種營運模式的利弊影響，這對社會是不公平的。
李焜耀的話，拿到今天的大陸商界，不也很適合嗎？
第九錯：沒有超越于金錢目標之上的精神原動力，辜負社會對于企業公民的合理期望
我承認，中國富豪的諸多過錯和畸形，與我們所處的特定時代、轉型環境、轉軌生態、法治保障水平都高度相關，脫離這些背景去談富豪的各種不足，并不公允。根據我所做的“中國企業家的驅動力研究”的300個樣本調查（2009），對企業影響最大的外部因素是“法治公正，保證合同能夠履行”、“產權明晰并受到保障”、“社會穩定程度高”、“政府不隨意干預和管制企業范圍的事情”，這說明法治環境、產權制度、社會穩定對企業家影響很大。
深圳雅昌公司的董事長萬捷說過，不要太苛求企業家，他們是一個心理高危群體，一直有壓力，而且壓力再大都沒地方可說。他建議“能不能把企業家變成英雄，像香港那樣，繳稅多的企業家，解決就業多的企業家，政府可以給他授勛，讓他精神上能有回報，能得到全社會的尊重”，“市長能不能為企業家開個Party，請企業家聽音樂，把國內一流的博物館和藝術館專門給企業家開設專場夜場，面向企業家開設心理健康中心”，“實際上是要政府出來引導社會，讓全社會知道，企業家不只擁有財富，他們更是創造財富的一群人，是為創造財富付出巨大代價包括心理代價的一群人，所以需要理解，需要尊重。”
我贊同萬捷的提議，我也同意，如果當代中國企業家都是些沒有信仰理想的蠅營狗茍之徒，不可能在三十多年里劈波斬浪建功立業。我要說的是，從總體上看，當代中國富豪的“企業家含量”還很不夠，中國富豪對于價值倫理層面的思考還比較粗淺，這導致他們缺乏深刻的使命感和持久性的動力，也導致他們在創建偉大公司方面的動力遠遠趕不上快速獲得財富和社會聲名的滿足。而在我們的社會必須沿著創新型方向超越既往的今天，要有一些人站出來，對那些目空一切、看不到知識文化作用的富豪們，大聲說“不”！我們不是不要富豪，我們需要的是具備企業家精神的新富豪。
萬捷兄，按照這樣的社會期許，你不覺得中國富豪要捫心自問、反思一下嗎？他們習慣一擲千金地燒香拜佛，可是觀音佛祖會保佑那些今天賭博（我親眼看到過輸了幾億、十幾億的富豪給朋友留的微信，叫“小賭怡情”）、明天忽悠（我親自調查過用粉飾包裝的“標的物”作為“金融資產”去集資行騙的案例，投資者還不敢公開）、后天壓制媒體正常監督職能的富豪嗎？我確實是在挑戰一種我心里不喜歡、看不慣、卻又深知非常強大的富豪文化，但我相信一點，富豪們的妻子和孩子會站在我的一邊，他們哭訴祈求過N次不要再賭了。我不想舉涉及富豪生活隱私的任何例子，不是顧及他們的顏面，是我祈禱每個富豪的家庭都平平安安。
如果富豪們沒有超越于金錢目標之上的精神原動力，你怎么能指望我們的社會對他們應該扮演的企業公民角色，能夠有所期望？！
第十錯：缺乏敬天敬地的自我約束意識，財富驕人，狂妄自大，給外界帶來“文化負能量”
已經寫過很多關于企業家精神的文章。這里我想再次引用我喜歡的兩段話，通俗地說明什么是企業家精神。
一句是德魯克的，有人問他“如果要你用一句話描述一下企業家的特性，你會說什么”，他說：“企業家就是那些愿意過不舒服的日子，或者說不愿意過舒服日子的人。”
另一句是稻盛和夫的，他說，“如果你真想經營好你的企業，那么一定要盡可能地讓員工們感到幸福，盡量為社會作貢獻，具備這種光明正大的大義名分非常重要……經營者自己必須率先垂范，拼命工作，認真經營，精益求精，持之以恒。”我相信，所有具備企業家精神的人，都不是為財富在工作，而是辛辛苦苦、兢兢業業，為了造福消費者，為了讓世界因為他們的存在而有所不同。
多年來，我看過不少這樣的中國富豪：某個項目掙了幾十億，就說“李嘉誠的財富現在看也不算多”；出入社會場所，保鏢森嚴地做“隔離防護”；對市長興趣遠超對市場興趣，以當“地下組織部長”而得意；不讀書少思考，卻對身邊的知識分子頤指氣使；連一篇完整的講話也寫不出，連回歸分析是什么也不懂，卻完成了博士論文成了某某教授；帶著勞力士手表，和下屬開會卻總是遲到，而下屬晚一分一秒就要重罰；整日宣傳“對社會公益的貢獻”，心里想的卻是如何通過優惠政策撈回來。自以為是者有之，貪天之功者有之，掠奪性開發者有之，我不能說都是“罪”，我非常謹慎地說只是“錯”。但是，正如20世紀思想家漢娜·阿倫特發明的那個詞語，我覺得中國很多富豪身上都有“平庸的惡”（banality of evil）。的確不是罪，不是“極端的惡”（radical evil），但因為他們不是小人物，對內有號召力，對外有影響力，所以他們身上“平庸的惡”的無形危害其實非常大。
到了既要問財富多少，也要問是非問題的時候了。我們中國的經濟需要新動力。在我看來，新動力就是好人賺錢，行善賺錢，知識賺錢，創新賺錢，專業賺錢，而不真、不善、不美、棄知、反智的人，不應該再大賺其錢。Do good，then do well，這才是我向往的中國商業模式的基本型。
“好人賺錢時代”正在到來
我看到，也堅信，“好人賺錢時代”正在向中國走來。
中國正在建設清潔的新政商關系，中國年輕的消費者越來越成熟，“一誠勝百巧”的工匠精神打造的好產品備受市場歡迎，大量的新一代職場青年不會再接受金字塔式的強壓管理，中國的新商業文明正在掀開眾創共享的新篇章。這將是一個smart growth(聰明增長)的年代，一個ethical development（合乎道德的發展）的年代，一個green時代，一個把一切都更有效地連接起來的超級internet時代。
“好人賺錢時代”，也就是新常態條件下，匯聚創業創新力量，我們眾志成城一起打造的中國經濟新黃金時代；是在5000年文明基礎上，融天下精華和先進技術，不斷創新超越的中華新商業文明時代。
中國存在很大的貧富差異，這不奇怪，因為“偉大的不平等比普遍的貧窮好的多”，而“商業是消除貧窮最好的工具”，所以我們要依靠企業家精神牽引文明、努力創造財富。但同時，中國的富豪必須意識到，“像印度、中國這樣的國家，如果要你的財富更被廣泛接受，你就要懂得與貧窮共處，確保自己的行為合宜。你要與整個社會和諧相處，就必須使整個社會能從你的財富中有所獲益。”（穆爾蒂，Narayana Murthy）
中國富豪，你考慮過這樣的深層次問題嗎？
和中國富豪一起努力
在這篇已經寫得太長的文章的最后，我想講兩個親身經歷的小故事。
有一次在重慶，一個富豪向我傾訴創業之艱：四處被刁難，一邊忙正常經營，一邊要到處“救火”。久而久之，他的妻子受不了了，天天發牢騷。為什么已經有錢了還要這么辛苦地過日子？他對我說：“我們經常要到成都出差，在高速公路上，她還經常發牢騷，我想想自己實在太苦，有好幾次手都緊抓著車門的把手，想跳出去算了。”他們夫妻后來信了基督教。
還有一次，一個攝影師給我拍照，他是一個拍過很多商界富豪的攝影師。我說，你拍了那么多富豪，最大的體會是什么？他說：“我想拍出他們清澈的眼睛，可是拍不到。”每一雙眼睛都是充血的，混沌的，游移不定的。攝影師說：“還是做個普通人好。”
我寫的這一組長篇評述，不是一次深思熟慮的行動，只是一次酣暢淋漓的訴說。我知道會讓很多人感到不快甚至憤怒，就此了斷社會交往。那么我為什么要寫？因為我想讓你們的手從那個車門的把手上移開，我想讓你們的眼睛能夠清澈起來，而這，只有依靠文明的力量，依靠坦率的提醒和我們共同的超越。
中國富豪們，我知道這些年的你們，風也過雨也走，有過淚也有過錯。我希望你們堅持初心中那些美好的東西。如果我們一起讓這個世界更美好，我們看到的世界才會真的好。
這個世界不美好，我非說美好，那是近視；這個世界很美好，我非說不美好，那是失明。
希望Chin@ Monents是一支眼藥水，有點苦澀，有點不舒服，可當你點完以后，也許，我們可以比昨天，離那個理想中的自己，更近一點點。
在商業、財富與文明、文化之間，我會首先選擇文明、文化。感恩上蒼，讓我回到了一個樸素的文化創造者、文明傳播者的道路上。我熱愛商業，贊美企業家精神，但我不會再向我認為不文明的商業做出妥協。
而你呢？文明就在你身邊，你完全可以借助你的力量，讓自己、讓整個企業、讓所有利益相關者，點點滴滴地更文明起來。
伸出你飽經滄桑的手，讓我們一起用希望連接生命與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