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脆弱性：從失序中獲利（Antifragile）作者：Nassim Nicholas Taleb，曾著有《黑天鵝效應》。《脆弱性：從失序中獲利》被亞馬遜網站選為2012年十本最佳商業好書之一。
駭客讓電腦系統更強，禁書令讓禁書大賣，暴動受鎮壓后愈演愈烈，骨骼在壓力下變得更強壯。為什么在面對波動、失序、壓力時，有些人或事物反而變得更好、更茁壯？風會吹熄蠟燭，但可讓火燒得更旺。面對混亂、變化無常的世界，我們會希望自己像火，不但無懼風的來臨，還期盼它幫助我們更興旺。但是該如何做？
2007年，學者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以《黑天鵝效應》（The Black Swan）一書，獲取了全世界的注意。該書被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評為二次大戰以來，最有影響力的十二本書之一，書中精準預測到全球金融風暴的到來。
在塔勒布最近出版的《脆弱性：從失序中獲利》（Antifragile）一書中，他進一步解釋有關黑天鵝效應的種種面向，分析人類可以如何欣然接受未知、難解的事物，進而加以利用，在混沌中如魚得水。塔勒布是經驗論者，他認為理論是危險之物。他這輩子都在研究幸運、不確定性、機率和知識的問題，擁有沃頓商學院的企管碩士及巴黎大學的博士學位（但他自承完全是自學取得學位）。踏出校門后，他曾擔任二十多年的衍生性商品交易員。他目前是紐約大學與牛津大學教授。
黑天鵝效應
古時候，歐洲人只看過白天鵝，在看了許多白天鵝后，逐漸誤以為全世界的天鵝都是白的，或是直覺以為根本沒有其他顏色的天鵝存在。直到有一天，他們在澳洲發現了黑天鵝，過往的信念突然不堪一擊。塔勒布把那些無從預料、無規律、一發生則造成極大沖擊的事件，統稱為黑天鵝事件。它們有好有壞，例如天災、互聯網的問世、九一一事件、2008年的金融海嘯等等，每一件都令人驚訝不已。一般來說，正面的黑天鵝事件需要時間才能發揮影響力，負面的則很快就發生沖擊。畢竟破壞比建設快速、容易得多。
面對波動、隨機、失序與壓力下時，有些人或事物反而欣欣向榮，蓬勃成長，他們特別喜歡刺激、冒險與不確定性。塔勒布稱呼這樣的特質為抗脆弱性（antifragile）。比起僅能維持現狀的復原力（resilience），抗脆弱性更勝一籌，它不僅能抗拒壓力，還能變得更好、更強。
舉例來說，希臘神話中的九頭蛇海德拉（Hydra），就具有抗脆弱性，當它被斬去一個頭后，就會生出兩個頭來。很多人視不確定為負面的壓力，事實上，如果壓抑隨機性與波動性，試圖去除壓力，不論是經濟、健康、政治或教育系統等等，都將變得脆弱，就如長期臥床會使人肌肉萎縮一般。同樣地，過度保護兒女、樣樣協助的父母親，反而不利孩子的成長與茁壯。塔勒布指出，我們習于聽到“創傷后癥候群”，但其實“創傷后成長”的現象所在多有。正如駭客讓電腦系統更強，禁書令讓被禁的書大賣，謠言與暴動在受到鎮壓后會愈演愈烈，骨骼在壓力與緊張下變得更加強壯。所以，那些讓你受益最大的人，不是一直試圖幫助你的人，而是一直積極要傷害你，最后卻失敗的人。
別當火雞
有一只火雞天天被屠夫喂食，每天它都很感謝那個屠夫。這樣經過了一千天，直到感恩節前夕，就在它的感激之情達到最高點時，屠夫把它殺了。就火雞而言，這是個黑天鵝事件。人們會犯的一個嚴重錯誤是，誤以為缺乏證據，就是根本沒有證據存在，因此把我們未見到之事當成不存在；或是誤把難以理解的事情，當成是愚蠢無知的事情。
從火雞的故事中可以看出，每則資訊的重要性并不相等。有時候，一大堆資訊可能毫無意義；另一些時候，單單一則資訊就有重大意義。一千天的資訊不能證明你正確，但一天就能證明你錯了。因此，我們在生活中的一個任務是，如何不要成為火雞。首先，要看得出真正的穩定和人為的穩定之間的差別。塔勒布抨擊，經濟決策者往往為了達到最大的穩定，進行人為干預，結果反而導致更大災難。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長期壓低利率，借由量化寬松消除景氣波動，最后導致房市泡沫及金融風暴。格林斯潘向國會道歉認錯時，說了經典的那句話：“它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我們很容易想象得到，當波動性長期受壓抑的體系爆炸時，會有多么動蕩不安。伊拉克就是一個例子，在前總統薩達姆（Saddam Hussein）于2003年被美國推翻后，復興黨（Baath Party）失去政權，超過十萬人死亡，迄今仍是一團亂局。
犯小錯，不犯大錯
抗脆弱性喜歡隨機與不確定的情況，也就是說，它也容許錯誤。大自然喜歡犯小錯，沒有那些小錯的話，遺傳的變異是不可能發生的。我們也看到，物種的進化受益于隨機性與波動性。系統內的噪音與干擾，在某種程度上可防止極端的震撼導致物種的滅絕。避免犯小錯，會使得大錯更嚴重。不時發生的森林小火災，就是避免累積起來釀成大火。如果“為了安全”，而有系統地預防森林火災的發生，總有一天會使大火更加嚴重。基于同樣的原因，穩定性對經濟是不好的：在長期的穩定繁榮、缺乏挫折后，企業的脆弱性開始暗暗累積，一旦危機降臨，將損傷慘重。
魯克瑞修問題
塔勒布強調，人類有一種心理上的缺陷，即“魯克瑞修問題”（Lucretius problem）。魯克瑞修是羅馬哲學家，他指出，愚者以為全世界最高的山，不會高于自己看過最高的山。看似愚不可及，對吧？但是數千年來，犯有這種毛病的人屢見不鮮。遠至古埃及法老王時代，人們追蹤尼羅河的最高水位，以預測未來最嚴重的淹水情況；近至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福島核電廠建造的安全標準是“能夠抵御歷史上最嚴重的地震”，未料有一天，它卻遭到一個空前的大地震（負面黑天鵝事件）。風險管理專家尋求過去最惡劣的情況，例如史上最大的衰退、最慘烈的戰爭，來估計未來可能面臨的最惡劣結果，這個做法稱為“壓力測試”（Stress testing）。塔勒布犀利地指出，那些專家從來沒有注意到這件事：那個所謂的最惡劣情況的事件，在發生時，超越了之前最惡劣的情況。這種情況一再重演。
多余備份與過度補償
面對危機，塔勒布建議我們向大自然學習。大自然系統的危機處理要素，就是層層的多余備份（redundancy）與過度補償（overcompensation），喜歡過度保險。舉例來說，人類有兩個腎臟，這是備用的“零件”，許多部位也有額外的能力（例如肺臟、神經系統、動脈組織等等）。太平時期多余備份看似浪費，一旦異常狀況出現時，就大有用處。比方說，你有多余的石油儲量，一旦石油短缺，就能溢價售出獲利。過度補償是多余備份的一種形式，海德拉的另一個頭就是過度補償，產生了多余的能力，可以承受額外的壓力。經營企業時，額外多準備重要物資，多一些現金備用，也是有益的。與其說那是保險，不如說是投資。進行創新時，從挫折中產生的動機與意志力，也可視為一種額外的能力，它可促成你未來的成功。
提防領域依賴性
有些人可以了解一個領域（例如醫學）內的某個觀念，但是這個觀念一旦出現在別的領域（例如社會經濟學）時，他們就認不出來了。有些人則是在教室內了解了某個觀念，出了教室卻認不出來它來。在日常生活中這種情況也很常見，例如，有些人會搭乘電扶梯，到高樓層的健身房去踩跑步機。我們的直覺、反應與思考模式與事物所在的情境有關。換了情境，我們就認不出同樣的觀念，這是人類天生的“領域依賴性”（domain dependence）問題。這個缺陷會使我們看不到抗脆弱性，即使它很明顯。當我們努力去克服這個缺陷時，才開始獲得智慧與理性，也才會看出過度補償的現象無所不在。
波動性與非線性
從前有個國王，對兒子大發雷霆，誓言要用一顆大石頭打死他。事后他冷靜下來，發現自己處境困難，因為君無戲言，但他并不想處死兒子。一個聰明的臣子想出一個辦法：把大石頭切成許多小石頭來投擲那個王子。一千顆小石頭和重量相等的一顆大石頭的差別，可以清楚顯示出脆弱性是來自非線性的效果。在非線性情況下，如果你用一塊十磅重的石頭投擲某人的頭，則對此人造成的傷害，將超過用五磅重的石頭投擲的兩倍傷害以上。如果你一股腦兒喝下七瓶葡萄酒，接下來六天只喝純水加檸檬皮，則它對你的傷害超過一天喝一瓶（分成每餐喝兩杯），連喝七天。一個人從十公尺高處跳下去，所受的傷害遠甚于從一公尺高處跳下的十倍傷害以上，甚至會致命。這是一種不對稱性狀況。
小而美，抗脆弱
盡管商學院好談規模經濟，說規模擴大便能節省成本。但是在艱難時期，規模大反而有害企業，成本會飆高，效率也會低落。規模大到超出一定程度后就會產生脆弱性，可能抹殺經濟規模帶來的所有好處。打個比方，如果你把一只貓或老鼠從數倍于其身高的高處丟下，它們毫發無傷；但是如果一只大象從高處落下，卻很容易跌斷腿。大型動物絕種的機會也比較大。有些經濟學家不明白，為何企業合并無法產生預期的收益。合并的單位現在變得更大、更強，依據規模經濟的理論，也應該變得更有效率才對。但營運數字顯示并非如此，因為其中隱藏著看不見的風險。塔勒布建議，應該把決策與計劃分散到小單位，將錯誤的機會分散，整個系統才會更穩健。
平庸世界與極端世界塔勒布把隨機性分為兩種，分屬于兩種世界，亦即他所謂的平庸世界（Mediocristan）與極端世界（Extremistan）。
在平庸世界里，有很多變動，但是沒有一個變動會造成極端的結果；在極端世界，大多很穩定，但偶爾會有一個很大的混亂（錯誤），造成很大的后果。前者是波動的，后者是跳動的；前者是規模不可變的（unscalable），例如人類的身高、體重、卡路里攝取量、小店老板所得、專業人士所得；后者是規模可變的（scalable），例如個人財富，作家書籍銷售量、天災傷亡人數、公司大小、商品價格。在當今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大多數事物屬于極端世界。在極端世界，一個單位就能對整體造成巨大的影響，成功有相當大的集中性，極少數的贏家拿走絕大部分的資源。有些屬于極端世界的事物很危險，但事前看起來并非如此，危險被隱藏起來，延后發生。從短期來看，似乎沒有實際上那么危險。在這個世界，你必須永遠對從資料所獲得的知識抱持懷疑（別當火雞）。
99／1法則許
多人知道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80/20法則，即20％的意大利人擁有80％的土地等等。這是贏家全拿的極端世界效應，從財富的分配到作家的書籍銷售量，都非常普遍。但是很少人意識到，許多事物已從80/20變成99/1的分配甚至更加不均：99％的互聯網流量歸于不到1％的網站，99％的書籍銷售量來自不到1％的作者……。塔勒布進一步指出，1％的系統修改，可降低大約99％的脆弱性（或增加抗脆弱性），而且只需很少步驟，費用往往也很低。在企業內往往是少數員工造成最多的問題，并散播惡劣態度污染其他員工，反之亦然。因此開除那些員工就是很好的解決辦法。
杠鈴策略
達到抗脆弱性的第一步是，降低暴露在負面黑天鵝事件下的可能性（盡量減少傷害），然后讓天然的抗脆弱性自行發揮作用。這個順序不能弄錯，就像我們不能先取腎結石再麻醉一樣，因為脆弱性造成的損失是不可逆轉的。但是許多企業人士往往以為，獲利與成功是他們的主要任務，而把求生存與風險控制放在其次，這是大錯。杠鈴策略（barbell strategy）是達到抗脆弱性的一個方法。對于不確定性的所有解決方案，都是呈現杠鈴狀的，意思是把兩種極端狀態（不一定要對稱）分隔開來，避免涉入中間狀態，一端是避免冒風險，另一端是冒極大風險，而非冒中度風險。
舉例來說，如果你把資金分成90％的現金和10％的高風險證券，則你的最大損失不會超過10％。如果你持有100％的“中度”風險證券，則最大的損失可能讓你一無所有。所以，要把自己放在“有利的結果遠大于不利結果”的處境上（這也是一種總不對稱性），同時采用非常保守與非常積極的做法。
大量資料反而有害
塔勒布指出，在做商業與經濟決策時，依靠資料（data）可能招致嚴重的副作用。由于連接各電腦共用資源的能力提高，我們現在有很豐富的資料，而隨著人們日益沉浸在資料中，資料造假的比例也增加了，結果大量的資料是有害無益的。前面談到，人們可以利用噪音與隨機性，但是噪音也可利用人們，尤其在全部是人為的事物上，例如你從網絡上或透過媒體得到的資料。你越常檢視資料，得到噪音（而非有益的訊號）的可能性就越大得多。塔勒布也提醒人們要小心資訊（information）的反作用力。假設某人是上市公司的高階主管，每天上班一定是西裝筆挺，光鮮亮麗。如果此人去攻擊某個游民而被逮捕，則這個不良紀錄會跟著他一輩子，讓他成為“資訊抗脆弱性”的受害者。
相形之下，賺取基本工資的人在名譽方面的抗脆弱性則大得多。他指出，許多大企業似乎不了解這種資訊的反作用力，也不了解這種力量會控制那些企圖控制它的人。如果你聽到一家負債累累的公司或政府力圖要“重振信心”，你就知道他們是脆弱的，失敗的機會很大。資訊是無情的：意圖平息不利風聲的記者會，可能讓投資人逃之夭夭或導致銀行存戶擠兌。觀光客或冒險家在人生旅途上，你要當觀光客或冒險家？
塔勒布無疑是冒險家型的。他認為“觀光客化”（touristification，這是他自創的字之一）是一種現代病，人們追求舒適、便利與效率，而犧牲了不確定性、隨機性與發現（有益的）黑天鵝的機會。他指出，在學術與教育界，這個問題也很嚴重。科學研究經費都是有目的的，把孩子課余時間排得滿檔，學習各種才藝的“足球媽媽”，排除了孩子生命中的隨機因素，讓他們的心智“觀光客化”，壓抑了孩子的自主發展與熱愛生命的天性。隨機性有益處在抗脆弱系統內，防止隨機性的出現不是好主意。
有一頭驢子又餓又渴，但是食物與水都和它等距離，它陷入這個情況，無法決定要食物或水，兩者它都很需要，最后餓死或渴死了。但是當時只要給它隨機性的一推，不論推向哪一方，它就能獲救。中世紀的哲學家布里丹（Jean de Buridan）提出了這個思維實驗，這個隱喻就稱為“布里丹之驢”（Buridans Donkey）。有些系統陷入危險的僵局時，只有隨機性能夠解開僵局，讓它們重獲自由。
注入隨機的噪音以改善系統功能的構想，已運用在各種領域。借由“隨機共振”的機制，增加隨機的噪音到背景中，可讓你更精確地聽到聲音（例如音樂）。少量噪音的存在，會讓我們的心志更加專注。樹葉的沙沙聲或海濤聲會讓有些人更容易入睡。質疑那些乍看穩定可靠的現狀，擁抱不斷出現的各種變動與不確定，不論是企業、人類或物種，都將發展出更強的抗脆弱性。
